到東莞第四年了，一九八九年出生、來自江西贛州的阿亮，和多數的農民工一樣，不到十八歲，就離鄉背井、出外拚搏。

一開始，剛進工廠時，枯燥乏味的作息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很無聊啊！每天除了工作、加班，就是睡覺」，回想起工廠時光，阿亮直呼：真悶啊！

唯一讓他寬慰的，是人民幣兩千元的工資。記者問他在工廠的三年來，有沒存到錢？阿亮卻搖了搖頭：「幾乎沒有」。

此時，阿亮的手機響了。他手裡拿的是一支外型絢麗、功能強大的智慧型手機，市價超過一千五百元人民幣，是他先前工資的四分之三。對高科技產品，阿亮和多數年輕人一樣，是時尚粉絲。

薪水再多 還不如有個伴

阿亮後來告別了工廠生涯，來到東莞厚街鎮的大潤發打工，月薪一千兩百元，比他在工廠上班還少，且不包吃住。

但他說，哥哥在厚街鎮工作，「投靠哥哥，至少有個伴」；有個伴，正是眾多打工族的心靈寄託。現在，他和從事木工的哥哥合租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月租五百多元。

這意味，扣掉房租，阿亮每天花費，不能超過三十元。但在二級城市東莞，一頓普通的快餐，起碼十二元以上。物價飛漲，讓沒錢的阿亮，更捉襟見肘。

針對像阿亮這樣的外地打工仔，民工聚集最多的廣東省，六月頒布獎勵措施，引導農民工透過積分制，入籍和融入城鎮，積滿六十分可申請入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能隨遷。

是否入籍 難買房沒得想

對於政府的鼓勵政策，阿亮和他哥卻搖頭說：「我們不會想到這入戶。在城市裡，我們買不起房，買房的都是有錢人啦！」

世界工廠中國，就靠著成千上萬，像阿亮這樣的年輕人撐起來。大陸國家統計局調查，○九年赴外地打工的農民工約有一億四千五百萬人。其中，一九八五年後出生的「二代農民工」，是這五年來的「勞動尖兵」。

這些從鄉下來的民工，儘管收入微薄，但仍靠著拚命加班賺取「生存費」。和老民工不同地，這群年輕勞工背後的家鄉，是一個個逐漸步入荒廢的農村；前方是燈紅酒綠、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大城市。

對這群年輕二代工而言，他們比父執輩的工人更心懷夢想；更多的勞動報酬已無法滿足他們，而是期待能立足城市，擺脫農民身分，獲得城市的認同和接納。

在「富士康事件」中的跳樓自殺者，全是這一群體的成員。「富士康跳樓的員工裡，有哪個是因待遇問題自殺的？」長期為大陸台商提供財務法律諮詢服務的富蘭德林事業群總經理劉芳榮質疑，外界一味把富士康問題聚焦在民工的待遇上，其實待遇問題最好解決，「但農民工的問題豈是錢能解決的？」

他直指，當前大陸年輕勞工對整體社會擁有更強的目標失落感，代表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結構困境，而非經濟問題。

不滿體制 非錢能夠解決

劉芳榮說，大陸年輕人面臨著高物價、高房價的社會；成長過程中，又沒做好耐壓的準備；需求層次又投向更高的心理滿足，「但來工廠上班，怎麼給你心靈滿足，這不是企業的問題啊！」

曾參與富士康事件調查的深圳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也認為，二代農民工沒種過地，又無法融入城市裡，他們對社會的相對剝奪感、對現行體制更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