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於7月20日接受財經電視台CNBC專訪談到中美貿易爭端時表示：「我已準備好將對中國商品追加關稅的金額拉高到5,000億美元了，更且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針對進口到美國的每一件中國商品都加徵關稅」；後面這一句絕非是不符實際的空話，畢竟根據美國自己的調查統計，2017年美國來自中國的所有進口商品總額也不過5,050億美元左右。藉人民幣貶值紓緩高關稅對競爭力的影響、轉移生產基地，俾便從美國課稅地區名單中剔除與升級轉型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價值等，幾乎是現階段談到如何因應中美貿易摩擦壓力時最常被提及的因應對策。然隨著新興市場不斷崛起與美國品牌在新興市場地位之式微，想要不隨美國這個大象起舞、不受其高關稅政策威赫；與其一味執著於美國市場而不得不急就章轉移生產基地，倒不如如轉個念靜心思量，遠離大象、降低對美出口的依賴，也或許是另一長期策略選項。

一、歹戲拖棚 短期內任誰都難以倖免

高關稅貿易保護表面上只不過是解決鉅額貿易逆差的一種再單純不過的行政救濟手段，但誠所謂冰山一角，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摩擦背後隠含的卻是影響更大更深遠、涉及範圍更複雜的兩強全球領導地位之爭。因此只要倡言美國第一的川普還在任，這場中美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是單元劇；它一定會是一出高潮迭起、絕無冷場的長篇連續劇，不只對未來的國際經濟情勢影響深遠，更將牽動金融市場的每一條敏感神經。

今天的中國大陸儼然已成為全球最大工廠，2017年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金額人民幣2.91兆元，占同年出口總額18.9％、占GDP比值3.5％，兩國經貿依存度雖有逐年下降趨勢但仍不可謂不高。據美國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逆差金額來到破紀錄的3,750億美元，雖然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僅為2,758億美元；但姑且先不論其間的統計差異，至少可以確認的是，電腦、電子產品及其相關設備幾乎佔了雙方一半以上的逆差份額。而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資訊電子產業最主要也是最大生產基地，且中國大陸及美國又分居台灣第一及第三大出口市場；因此，美國若於8月20～23日舉行聽證會後，果真通過新一批價值2,000億美元的商品課稅，或且如川普於上週五接受專訪時所言，將課稅金額拉高到5,000億美元，那麼對一向居全球代工王國地位的台灣資訊電子產業而言，幾乎任誰都無法倖免。

川普上週五接受專訪時表示，課稅金額將拉高到5,000億美元。

二、美國品牌與美國市場真的大到完全無可取代？

繼今年第一季Apple公司於全球第一大智慧型手機市場中國大陸的市占跌出四名之外後，科技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個季度，小米及三星各自取得去年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的印度各30％左右的市場份額；Vivo及OPPO則以11％及10％分居第三及第四名，前四名合計市占高逾八成。在此同時，知名美國智慧型手機品牌Apple則因印度市場戰略調整，出貨量同比反減少約50％，上半年銷量不及100萬支、市占率僅約2％左右；由此顯示，新興市場在全球市場地位重要性與日俱增，惟美國品牌在新興市場地位的影響力卻有逐漸式微的現象。同樣的，美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與重要性也是呈緩步下滑趨勢；2017年美國GDP 19.36萬億美元，雖仍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之於全球經濟比重已自2000年的30.9％下降至23.9％；另一方面，美國進口金額占全球商品貿易比重，亦自2002年的18％下跌到去年的13.4％。

三、從大處著眼才不致於深陷貿易摩擦泥淖

如何因應中美貿易摩擦是大家一致期待也更想得到的答案，而轉移生產基地幾乎是靈光乍現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回答；但「關稅高低」真的是選擇生產基地唯一與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嗎？猶記得上個世紀的八0、九0年代台幣一路從1985年的42元兌1美元，升值到1992年的24.5元時，匯率升值勢將斵傷資訊電子產業出口競爭力的說法甚囂塵上；但當時的電子產品外銷訂單卻是一路攀升，在在說明了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體與高效率的人力生產優勢，其重要性將遠大於勞工成本與關稅稅率的高低。

切勿以關稅稅率高低作為生產基地選擇的最重要考量。

2002至2003年SARS事件發生時，台商生產基地集中中國大陸的策略再度受到考驗，但決定選擇馬上外移的比例有如鳳毛麟角，沒能於短期內找到上下游產業體系配套完善的替代性生產基地是主因。我們無意忽視與完全否定關稅稅率高低對製造業出口競爭力的衝擊力道、更非想天真樂觀的去期待中美貿易摩擦會像美朝核武議題一樣，一夕之間峰迴路轉一團和樂；只是想要表達及再次提醒的是，且切勿以關稅稅率高低作為生產基地選擇的唯一或且是最重要考量。

四、遠離大象或許也是擺脫它 不用再隨之起舞的另一種選擇

轉移生產基地絕對是因應中美「長期」貿易摩擦的最佳策略選擇之一，況且中國大陸自19大召開之後，環保議題繼勞工成本上升，成為橫在企業眼前的兩大最重要經營難題，泰半唯低成本是賴的企業，早就紛紛南向把生產基地移往東南亞等地。惟即便是目前人工成本相對低廉的東南亞及印度等，姑且先不談其上下游產業體系配套的完整性，在全球勞工權益及環保意識日益高漲的今天，一味地想期待低人工低環保成本紅利不僅不符實際更非長久之計。面對即將到來的全球產業結構劇變，以及廣大新興市場的全球地位崛起與歐美品牌在中、印、東南亞及非洲等新興市場的式微，與其狹獈的只是一味思索稅率與製造成本的高低，倒不如打破既有窠臼、一切重來；面對全球產業與市場結構的翻轉，重新建構符合自己真正需要的長期發展策略，不再唯美國市場及美國品牌是賴，也不失為是企業從長期角度真正擺脫中美貿易摩擦陰影的另一種策略選擇。